投訴是社會公眾對各類違法行為的監(jiān)督，也是行政機關發(fā)現(xiàn)違法行為的一個重要途徑，能夠有效彌補行政機關執(zhí)法能力的不足，因此不少涉及公共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規(guī)中都有關于投訴（有的稱舉報）的規(guī)定，有的還設立了獎勵制度，鼓勵對違法行為進行投訴。這些規(guī)定不僅賦予投訴人一種監(jiān)督違法行為的權利，更重要的是賦予投訴人一個要求行政機關履行查處違法行為職責的權利，行政機關受理投訴事項后應當依法進行調查和作出處理，并將查處結果反饋給投訴人。通常情況下，行政機關的查處行為針對的是被投訴人，維護的是公共的或不特定公眾的利益，不涉及投訴人個人的具體利益，因此投訴人無權對行政機關履行查處職責的行為提起行政訴訟，否則不僅會損害行政行為的效力和效率，破壞行政管理秩序的穩(wěn)定和公共利益的安全，也會浪費有限的司法資源，違背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但在實踐中，有的投訴人是因為自身的合法權益受到被投訴行為的侵害或不利影響后，為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或為挽回損失、或為獲得賠償、或為防止繼續(xù)遭到侵害，而向有查處職責的行政機關投訴。在這種情形下，投訴人相當于被投訴行為的“受害人”，行政機關對被投訴行為的查處結果直接關系到投訴人的合法權益能否得到維護，兩者具有明顯的利害關系。如果不賦予這類投訴人原告主體資格，其合法權益將可能因行政機關查處結果的錯誤而得不到司法救濟。因此，在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十二條第（五）項的規(guī)定認定“利害關系時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綜合考量，1.投訴人自身存在一項合法權益。除了法律法規(guī)有特殊規(guī)定，這項權益一般應是公法上規(guī)范和保護的權益。純粹私法上的權益與行政管理無關，不屬于向行政機關投訴的范圍。2.這項權益受到被投訴行為的侵害或不利影響，投訴是為了維護這項權益。3.行政機關對被投訴行為作出或者未作出處理對投訴人上述權益的維護有不利影響。4.被訴行政機關具有處理投訴職責。當然，認定有利害關系并不等同于合法性審查，行政機關查處行為是否合法，投訴人的訴訟請求能否得到支持需要從實體上進行審查。

《反不正當競爭法》規(guī)定了任何組織（單位）和個人對違法行為有權向有關行政機關進行投訴，違法行為的定性和法律適用錯誤，影響了其獲得賠償的權益，請求撤銷案涉處罰決定。具有對案涉處罰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

要求賠償損失，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償損失。接到消費者賠償要求的生產經營者，應當實行首負責任制，先行賠付，不得推諉；屬于存在對消費者造成誤導的瑕疵的除外。為了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更是為了懲罰違法行為，規(guī)范和督促生產、經營者遵守法律法規(guī)，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和公共利益。因此，這種權益不同于一般民事主體之間的私法權益，屬于公法上規(guī)范和賦予消費者的權益，具有法定性，對違法者則具有強制性和懲罰性，應受到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的尊重和保護。雖然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時未必把這種權益作為考量的因素，但如果因行政行為的錯誤損害了該權益，應對行政行為進行糾正，包括允許通過行政訴訟進行糾正。孟照錕作為案涉商品的消費者，有權依據上述法律規(guī)定獲得相應的賠償。

其維護的也是不特定公眾的利益，但是比較上述規(guī)定可以看出，案涉處罰決定對大紅門公司違法行為的定性及法律適用，對“受害人”能否獲得賠償、向誰主張賠償以及獲得多少賠償均有實質影響。如果定性及法律適用錯誤，將直接損害依照上述規(guī)定應獲得的權益。因此，當事人提起本案訴訟，雖然不是直接解決其賠償問題，但如果不賦予其原告主體資格，那么其依法應獲得的賠償將可能因案涉行政處罰的錯誤而無法救濟和實現(xiàn)。

履行職責行為未能維護其合法權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依法對市場監(jiān)管局履行查處職責的合法性進行審查。這種審查不僅要對履行職責的行為和過程進行審理，更要對履行職責的結果進行審查。否則審查就沒有實質意義，投訴人的合法權益不能得到實際維護，也不符合履行職責之訴的價值意義。

沒有違反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對維護公共行政管理秩序和利益有積極意義，行政和司法宜采取謙抑的態(tài)度；嚴重違背了投訴的制度意義和目的，甚至擾亂了行政管理或司法的秩序，可根據實際情況依法予以規(guī)制，但也不能以變通或破壞原告主體資格認定標準為代價。

綜上，上訴人具有利害關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十二條第（五）項規(guī)定的情形，具有本案原告主體資格。一審法院在對投訴人原告主體資格的認識和把握上存在不當，本院依法予以糾正。
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gu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