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奔馳女車主維權給被拆遷人的啟示

前不久，“奔馳女主維權”事件一直在網(wǎng)上鬧得沸沸揚揚，各大版塊頭條的熱搜居高不下。一起由“坐在奔馳車上哭”引發(fā)的維權事件，為何帶來如此眾多的媒體和網(wǎng)民關注？這不禁讓人們心生疑竇：維權，真的只能靠“鬧”嗎？

其實無論是消費者維權，還是被拆遷人維權，權益受損的一方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那就是救濟無門。因此，多家主流媒體針對此次事件發(fā)出了“坐在奔馳車上哭’，是誰的悲哀？”這樣的追問。

最終，在眾目睽睽之當事人的個人信息及周遭情況被頻頻曝光，輿論褒貶不一，雖然維權案件有所推進，但也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維權無門，或者說在不知道怎樣維權的前提采取高曝光的方式固然略有成效，但不適合所有維權案件。針對行政部門實施的房屋征收問題，有法律賦予的固定申訴渠道，即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行政查處等，而大多數(shù)拆遷戶選擇的依然是信訪。

為什么我們不支持信訪解決拆遷補償問題？理由有三：

一、濫訪，首先是對自己的不負責

拿拆遷維權來說，老百姓在“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情結往往第一想到的是“伸冤”，“我要找父母官給我做主！”，而所謂的信訪、上訪往往不能直接解決問題，因此很容易形成“濫訪”，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精力不說，輕則錯過起訴期限，重則維權過激，須承擔“尋釁滋事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刑事責任，有理變無理，好事變壞事，既耽誤自己，又浪費國家信訪資源。

實踐中，這類過激維權的例子著實不在少數(shù)，其中以集體案件居多。這類當事人往往混淆了情緒和事實，對案件缺乏基本的理性分析和判斷，在集體情緒的左右下做出了非理性的行為，導致了悲劇的發(fā)生。

二、信訪，不可能解決拆遷補償問題

信訪，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組織采用書信、電子郵件、傳真、電話、走訪等形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依法由有關行政機關處理的活動。

信訪的性質決定了信訪并不直接解決拆遷補償問題，信訪部門雖然負有上傳下達的職責，但問題的處理，最終還得由當?shù)芈殭嗖块T負責。也就是說，你可能帶著你一份又一份的申訴材料，找了一個又一個機關部門，等了個一年半載，最終還得找當?shù)卣鉀Q。

三、法院，是定紛止爭最好的平臺

為什么說對被拆遷人來說，法院，是最好的定紛止爭的平臺？不得不承認，因征地拆遷引發(fā)的行政訴訟糾紛一直是各個法院的焦點問題，和其他“爭錢”、“爭氣”的小額民商事案件一樣，當事人的訴訟目的并非獲得一紙判決。對被拆遷人來說，即便法院判決拆遷行為違法，也是于事無補的，我們需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也就是補償問題。對于這類當事人雙方因補償與否或補償數(shù)額爭執(zhí)不下的情況，法官更愿意組織雙方進行調解，經(jīng)過多年的專業(yè)沉淀和裁判積累，加上對法—理—情的綜合判斷，我們有理由相信法官，會就拆遷補償問題還被拆遷人一個公道的結果。

另外，我們主張法院是最好的定紛止爭的平臺，上法院并不意味著挑起糾紛，而是事實的固定、責任的劃分，以及糾紛的終止。只是相對濫訪、暴力維權等非理性方式，我們鼓勵大家及時采取司法救濟的手段來維權。退一萬步講，今天有人通過信訪獲得了高額補償，明天有人通過聚眾鬧事實現(xiàn)了合理訴求，那整個社會就亂了套了，所有的法律規(guī)則都將形同虛設，這無疑是我國法治建設所堅決不容許的。

所以說，法治社會，按“鬧”分配是行不通的。解決拆遷補償問題，還需訴諸理性，積極尋求司法救濟途徑。